贝莱林:阿尔特塔让我第一次觉得被当回事

  十八岁那年,贝莱林被阿尔特塔叫去谈话。不是什么战术布置,而是理财——阿尔特塔坐在那儿,旁边还有个理财顾问,俩人一块儿问他:“你花多少钱在这上头?”“那上头呢?”贝莱林当时刚赚到钱,也刚开始乱花:买衣服、买车,年轻人嘛,谁还没个糊涂时候。他报了个很低的数字,脸上挂不住,心里又羞又愧。可走出那扇门的时候,他带走的是一课——谦逊,还有一种被人在乎的感觉。

  “阿尔特塔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自己对他很重要的人,”贝莱林说,“他不是那种会拥抱你的类型,但他是真的关心你。我说‘谢谢’,他回我:‘如果有一天你也能这样对待一位队友,我就很开心了。’”这句话他记了十几年,现在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——让年轻球员感受到被照顾。说起来,这大概就是阿尔特塔的性格。

  那时候阿尔特塔比贝莱林大十三岁,俩人是队友;如今一个成了教练,一个还在踢球,角色转了,关系也变了。周三的季前友谊赛,他们要在阿维瓦球场碰面——不是酋长球场,可对贝莱林来说,还是有点特别。他从来没跟老东家交过手。唯一一次机会在租借希洪体育时,结果膝盖伤了,时间巧得让人忍不住嘀咕:是不是心理作用?如今阿尔特塔带的阿森纳已经是英超冠军了。

  “我对这家俱乐部有种说不清的感情,”贝莱林坐在都柏林西边三十英里的沙发上说,身上还穿着训练服。他聊起格纳布里、卡索拉、纳乔·蒙雷亚尔,越说越起劲。还想起托马斯·罗西基当年怎么耐心教他在训练里占便宜,现在他把这招用在了十九岁的边锋莫兰特身上。足球之外,他聊生活、聊人、聊政治,聊为什么非得开口说话——不是因为他觉得说了就能改变什么,而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。这性格,改不了。

  他说这个行业有时候让他“气得血往上涌”,觉得足球成了“贪婪的最大代表”。他聊压力、聊辱骂,但也聊自己有多爱这项运动——不管身上贴了多少标签,他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,而且永远是。他说自己对足球“上瘾”,全身心扎进去,也配得上站在这里。不过这一次,他话里话外都是阿森纳,带着温度。

  “那儿还有好多跟我一起长大的球员:萨卡、本·怀特、教练组、工作人员。对我来说,那儿还是像个大家庭。我是在那儿成为职业球员的。我确信,我的生活方式、思考方式,还有那些良知,本来就在我身上,只是需要一个地方把它们表达出来。伦敦给了我那个空间,让我去探索自己的世界,去成熟。有些地方会束缚你,但伦敦让我能扩展开来,去活。”

  他十六岁搬到恩菲尔德,住进特威钦一家人的房子——唐娜和约翰,还有他们的孩子蒂娅和本。一起从巴塞罗那来的还有乔恩·托拉尔,俩人从八岁就是队友。托拉尔上赛季在印度踢球,当年他们也一块儿拥抱那个新世界。“周日烤肉是一种传统。我当时想不通,为什么周日只能吃一顿,剩下的第二天热着吃。那段‘旅程’很有意思:我上次在伦敦还去酒吧找周日烤肉……结果那家店已经改做纯素了。肯蒂什镇。我好多性格特点,都来自英格兰。”

  “青训主管利亚姆·布雷迪给我和乔恩的第一样东西,就是一张牡蛎卡。乔恩会打开天空体育,把比赛全看一遍,然后看飞镖,再看斯诺克。我们每月赚四百欧元,但那种独立感很强。我会问唐娜:‘我能去哪儿?’卡姆登、考文特花园……去布里克斯顿打台球。既没被过度保护,也没被完全放任。训练得坐两趟公交加地铁。十二年里,我住过各种地方。疫情期间,我住在圣奥尔本斯一座十七世纪的农场里,唯一的入口是一条沙路。”

  “我本来很想去看他们的夺冠游行,但我们那边还有比赛。阿尔特塔执教第一年那个过渡时刻我也在。不过我们赢了足总杯,那是关键时刻。他们夺冠后,很多人给我发消息,这点让我很开心,也觉得自己参与了。我认识很多人,我们都支持阿森纳。那种感觉像是一次解放,等了太久终于释放出来。”

  “我还跟纳乔·蒙雷亚尔、卡索拉聊过:要是我们三个能一起去看一场比赛就好了。我们都跟阿尔特塔在一个小圈子里。我们知道,总有一天阿森纳会在阿尔特塔手下赢得联赛冠军。训练时他会问:‘你在巴塞罗那是怎么做的?我会这样……’后来我作为他的球员跟他共事了一年半,我敢说我百分之八十的足球理解都来自阿尔特塔的思维。他的视野完全不一样。他有理解力,有观察力,能看见战术模式,而且语言特别独特。我甚至可以说,是他给我的职业生涯又加了几年。我现在踢球的方式,跟十九岁时完全不同。这不光是经验,也是我从他那儿学来的很多:怎么帮助队友,怎么在自己区域里创造优势。天哪,我欠他太多了。”

  “从队友变成教练和球员,这种关系很奇怪,”贝莱林顿了一下,“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转变。但面对面的时候,我们都记得过去,所以能坦诚交流。我已经决定自己必须离开,但那不是一次谈话决定的,而是前后持续了一整年的很多次交流。我非常敬佩他。贝蒂斯也在那个我需要它的时候出现了。”

  为什么你需要它?他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。发生了一些事,但也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;更像是一种脱节,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法继续帮助俱乐部,俱乐部也没法继续帮助我。我们以最友好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。也许我需要离自己的根、离家更近一些。那已经很久了。离开阿森纳这样的俱乐部是很可怕的,真的,很可怕。说实话,很痛苦。你很清楚自己的时刻已经过去了,可那毕竟是你的家。你在那儿待了十年,留下了朋友,也留下了一段生活……你不知道另一边会是什么。幸运的是,我很走运。”

  贝蒂斯对他有特别的意义——他祖母和父亲都支持这家俱乐部,塞维利亚这座城市也一样。贝莱林在那儿找到了归属。每天骑车去训练,上写作课,搞时尚设计,做素食主义,搞环保,琢磨可持续发展,还愿意聊有毒的男子气概和足球的贪婪——这些事让他有了安身之处。“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更衣室。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关系里,有一种‘平等’感。我在其他俱乐部从没感受过这种东西。这就是我们的核心,是支撑我们的东西。也跟我的价值观一致。在塞维利亚,我找到了一座接纳我的城市,让我在足球之外也能存在。”

  足球层面上,他、贝蒂斯和阿森纳的处境都不错。“对我们双方都很好。看看阿森纳现在在哪儿。我们进了欧冠,也拿了杯赛冠军。我现在状态很好。那时候的判断是对的。欧冠决赛很伤人,但不能让这件事掩盖阿森纳的进步。他们现在站在自己应在的位置上,这是个很美好的时刻。如今能面对他们——欧洲最好的球队——这就是职业足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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